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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问温州人精神——我们每个人该为温州发展做点什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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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发布时间:2019-08-01 02:19:45   浏览次数:74
十问温州人精神——我们每个人该为温州发展做点什么?

这座城市,几乎每天都在重复这样的画面:上下班高峰,市区交通拥堵不堪。夹在车流中,不少人进行着“寸土必争”式的超车,而交通秩序也在这种“见缝插针”中越来越堵。

“交通堵塞不是温州所独有的,但在温州,这种表象的背后,却体现了温州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。”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《温州人》这样解说。的确,这一具有表征意义的现象,折射着温州人的秉性,也折射出温州人的陋习。

对于温州和温州人,我们有着太复杂的情感。我们曾为温州人的能耐,自豪过;却也时常,因为温州人的某些劣根性无奈过。

今天,站在转型发展的十字路口,我们期望温州的新崛起,期望这座城市的管理者为她书写新辉煌。然而,我们可曾想过,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,才是温州前行的主要推动力?我们可曾反思过:以现代公民的标准来衡量自我时,我们自身的行为取向,是否或多或少羁绊了温州发展的步伐?

温州人有敢为人先的精神特质,但在价值取向、观念文化上仍存有短板。我们要以知耻而近乎勇的气度,晒一晒温州人观念和行为当中需要补偏救弊的一面,唤醒温州人的文化自觉

温州继续在前行,但却已从领跑者变成追赶者,在艰难地爬坡过坎。

回望来时路,温州人“敢为人先、特别能创业、特别能吃苦”的精神为外界所津津乐道。三十载,温州人凭着一股闯劲、冒劲,“百万泥腿子上岸”,“村村点火、户户冒烟、全民皆商”,热火朝天搞发展,大胆探索、创新、实践,创造了许多的“全国第一”。

当我们梳理这段历史的脉络会发现,这个偏居一隅之地在中国版图上之所以能迅速崛起,正是因为有了来自市场和民间社会的内生动力,有了几百万温州人的努力和付出。

当年,为建温州机场,三年不建干部宿舍、不买车,广大干部没有怨言;为改造市区人民路,拆迁户动员大会开了后的第二天,首批动迁的600户全部配合,无一拖延;为建设温州大学,我市采用政府出资、社会集资、华侨捐资的集资办学方式,以“三元券”的形式依靠社会力量捐资办学,在全国史无前例。

然而,当温州人逐渐走向富足之后,那种所有人齐心向着一个目标努力的创业激情,似乎渐渐褪去。停下匆忙的步伐,我们反躬自问:很多时候,我们是不是重人情而轻规则、重眼前而轻长远、重个人而轻大局;我们是不是太精于算计物质得失,而忽视了精神和文化层面的需求?

我们需要反思,有时计较个人利益是否多了点?

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,在事关温州全局发展和百姓民生利益的城市建设、重点项目建设中,总存在着落地难、进场难、推进难,难度远超过外地一些城市。市区解放南路改建等工程建设,过去一度因极个别的拆迁户不肯搬迁而迟迟无法推进。事关170万温州人出行的瓯江过江通道建设,于2001年提上议程后,也因为少数人的阻止而始终未见动工迹象。

“城市重点建设都事关温州发展,政府在保障了合法利益之后,个人能在一己一时之利上退一步,最终还是得到大好处的。”从瓯海丽岙走出的旅法侨胞刘道松记得,多年前,政府曾在丽岙规划园区建设,因村民漫天要价而“止步”,“在他们的眼里,个人的短期利益不能作出任何一点退让。如果不是当初紧紧盯住个人的眼前利益不放,今天的丽岙将是全新的面貌。”

又以违法建设为例,温州人非法搭建违章建筑屡禁不止,其风远甚于外地。去年,政府就拆迁了龙湾海城街道石坦村堪称我市最牛的违章建筑群。该村以“老人协会”名义,未经过任何部门审批,建设占地14.8亩的楼房,建设的 4年间对政府的“拆除令”置若罔闻。

再以环保攻坚为例,在温州人的“母亲河”、“大水缸”等环保“战役”中,总有个别人和企业只顾自身利益,不顾温州几百万人的利益。市人大常委会今年7月开展执法检查就发现,尽管政府已三令五申,珊溪水库库区周边,仍出现违法建设、网箱养殖等种种非法行为,给500万人吃水带来负面影响。

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正视,有时是不是过于注重短期利益?

温州人投资嗅觉灵敏,炒股、炒房不一而足,市场取向大多“短、平、快”。 “温州人会做生意,但没有企业家。”原全国政协常委、国家商业部部长胡平,评价温州人的这话,或许刺耳却予人深思。

“重投机而轻投入”,这是温州不少企业的一个行为取向。市委统战部于前年做过一次课题调研,当时全市拥有自己研发机构的民企仅158家,只占被调查企业的52.17%。部分企业主认为,科技自主创新的风险、投资太大,投资回报率不高。正因如此,温州很少有企业做成“航母企业”。

“更多的企业主始终局限于生意人角色。有的企业主把‘暴发’当作常态,对高风险置若罔闻,盲目追求扩张;也有一些企业主不顾企业实际而盲目谋求多元化经营。”课题组这样认为。

而我们的机关部门也该想一想,有时我们在统筹工作时,是否需要考虑得更远一点、更全面一点?

“温州人‘短’的文章做得多、‘长’的文章做得少,也可从城市建设中窥得一斑。”致公党员陈传康认为,从过去温州大都市进程来看,规划建设短视带来了一些后遗症,如新建的道路总是“挖挖平平平平挖,平平挖挖挖挖平”;工业区建好了,可是外来务工者宿舍、排污管网等配套设施跟不上;新校小区建好了,停车场(库)、配套学校布局不合理。

“为什么温州人搞企业抢市场虎气风生,搞城市建设却笨手笨脚?为什么温州人把自己的家搞得风光体面,公共领域的基层基础工作却是一副烂摊子?”也难怪,有人发出这样的叩问。

社会转型期,利益调整带来的群体心态失衡、新的价值观念培育不到位束缚着温州发展,地域文化的局限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温州发展动力不足

温州文化的“敢为人先”,理应是不护短、敢自省的“敢为人先”。克服只听赞美、隐盖短处的精神冷感,我们需要从温州人文化观念、社会转型期的市民心态来寻找深层次的原因。

“过去,我们‘清贫而坚定’,如今‘富庶而茫然’。”市政协委员、温州大学教授张小燕指出,社会转型带来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,这引起了人们价值观念、思想意识的变化,出现了思想观念多元、群体心态失衡等情况,其中,“浮躁”心态对人们行为方式产生潜在影响。

在这个激荡的时代,我们确实浮躁而迷茫。我们无法责怨,也可以理解:在高房价时代,当城中村农民因拆迁一夜暴富后,谁不想因拆迁也获得更多物质利益?当身边的人因房地产开发和炒房而迅速致富,谁还有心思去守着昔日那份靠“一分一厘”赚钱的实业呢?

“竞争的阵痛与发展的压力,再加上温州人爱扎台型的劣根性,浮躁的心态已无法依靠‘实干+苦干’来排解和引导。”张小燕认为,当城市处于社会转型的瓶颈位置,因为符合时代精神的新价值观念的培育不到位,短时间内,人们难以找到明确的思想出路。

而与此同时,温州地域文化的“遗传因子”,对温州发展的不良影响也在凸显。

诚然,拆迁“钉子户”、违法建设只是个别人的行为,代表不了广大温州人。但很多时候,诸多细节还是透露出温州人的某些性格秉性:道路“斑马线”、银行“一米线”,有多少温州人总是视而不见;温州人开车和做生意一样,不按规矩行走但求安全到达目的地;甚至坐趟飞机,有些温州人也不按规定位置坐,抢到好位置再说。

“公民意识、公共精神始终是温州人的一块短板。这个问题不解决,温州人未来发展或将付出高风险的代价。”中国社科院学者徐小杰如是坦言。

“狭隘的功利主义和务实精神,桎梏了温州的发展。”市委党校文化与社会学教研部主任、副教授陈中权说,永嘉学派的“义利思想”是温州人务实之根源,但很多温州人往往曲解这种思想,“利”字当头,忽略“义”的前提。

务实是温州人的长处,也可能是短处。陈中权认为,今天已经与昨日大不相同,经济全球化需要大视野,过分务实妨碍了温州人放开眼界朝前看,只看当下、不看长远,只看当地、不看全局。

“温州人如果还停留在低层次、即期利益的务实中,无视发展大趋势,就会被务实所累。”陈中权说。

要以“解放思想”的人文支点、以“破旧革新”的自省来打破桎梏、创新进取、凝聚力量,共建美好家园。只要温州人自己不抛弃自己,就没有谁可以把我们抛弃

知耻而后勇,知短而继进。自省之后,更需鼓勇而前。

诚如所言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和挑战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和使命。我们这一代温州人,倘若还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,继续抱着僵化的思想、封闭的意识过日子,那么,不是危言耸听,在未来科学发展的接力赛中,温州不是被别人抛得更远,而是自己把自己抛弃。

但这,绝不是温州人。

“温州人什么都会制造,就是不应该制造遗憾。”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曾在诠释温州模式的继承创新时说,“温州人是吃苦的命、是创新的命。创新出经验,打破经验再创新,打破了重塑,重塑后嬗变,一旦停止了这样的过程,温州人也就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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